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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日志

 
 
 
 

附:元朝后期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2005-02-20 10:19:18|  分类: 军事史苑A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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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政府七千顷土地,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政府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①,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②。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宫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③。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④。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⑤。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硷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①。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钥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日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补得职近日好窠窟”②,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③。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1337年)①,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②。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③。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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