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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2007-11-28 15:37:17|  分类: 法治论集A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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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目前,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尚未受到理论界及实务界的重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应完善以下两方面:一是保障被害对重要诉讼文书的知悉权;二是重要诉讼权利保障机制的建立。

关键词:被害人 权利 保障

在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活动是否能够有效地保障人权,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诉讼是否文明、进步、民主的主要标准。近年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已引起了理论界的极大关注,而对被害人的人权保障还不是特别重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相关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将被害人定位为当事人,这就有力地加强了被害人追究犯罪的权利。对被害人诉讼权利如此之重视,实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所鲜见[1]。《刑诉法》在制度和程序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主要内容包括:

(一)被害人获得法律帮助权利的保障,有利于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

《刑诉法》第40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这是我国建立刑事代理制度的重要标志。《刑诉法》虽然未对被害人的代理人的诉讼权利予以专门规定,但基于被害人是居于诉讼当事人的地位,则被害人的代理人也理应享有充分的代理诉讼的权利。这也是被害人获得法律帮助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符合立法本意的。再者,根据《刑诉法》第41条的规定,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范围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范围是完全一致的。辩护人与诉讼代理人都是依据法律为当事人提供服务的,法律将他们产生的时间、起点作相同的规定,不仅提高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也体现了对双方当事人权利的平等保护。

(二)被害人申诉和起诉权利的保障,有效解决了“告状难”的问题

《刑诉法》第145条的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这是《刑诉法》为赋予被害人诉讼权利而增设的重要条款,集中体现了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直接起诉权的设立,反映了私诉权对公诉权的制约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现实。被害人面对公诉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依法可行使申诉和起诉两种权利,这充分表明了立法者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决心,也有效解决了陈年的被害人“告状难”问题。

(三)被害人参与法庭审理的全过程,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将被害人定位为当事人的地位以后,在法庭审理的各个阶段也就拥有了一系列重要的诉讼权利,如申请回避权、陈述权、向被告人的发问权、确认或调取证据的权利、参加法庭辩论发表意见的权利等等。虽然在法庭审理中承担主要控诉职能的还是公诉人,但是被害人也承担一定的控诉职能并且可以提出自己的诉讼要求。被害人在法庭辩论中享有的独立发表意见权,是被害人作为当事人行使的重要诉讼权利,也是同证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主要区别之一。[2]被害人依法参与庭审的诉讼权利,应当对检察机关行使出庭支持公诉权给予一定程度的制约。一方面,被害人需要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维护其合法的权利;另一方面,在法庭上,被害人所主张的罪名以及对被告人的求刑主张,可以与公诉人有所不同。被害人一方参与法庭诉讼,有利于保护自身的权利,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四)请求公诉人进行抗诉权的设置,有利于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刑诉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复答复请求人。”这一条文的设立也是《刑诉法》赋予被害人一项新的诉讼权利。考虑到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不仅会使人民检察院与被害人的诉讼关系难于处理,而且也不符合诉讼原理,《刑诉法》没有给被害人上诉权,但是同《刑诉法》修正以前相比,这项权利已经是被害人权利的重大突破。笔者认为,赋予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设置,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听取被害人的合理意见,发现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的错误,被害人在二审抗诉权提出机制中发挥的这项重要作用,至少可以表明被害人对于第二审程序的启动已经有了建议权利。同时也为被害人最终获得上诉权奠定了基础。

二、我国在被害人权利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刑诉法》虽然在被害人的法律保护方面有重大进步,顺应了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但我国的历史及法律文化,决定了我国是一个轻权益保障的国家,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的广泛性和实质性上讲,仍有不足之处,具体表

现为:

(一)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存在着难以得到实际保障的问题

因犯罪导致被害人受到的损害难以得到实际保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刑诉法》没有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单纯的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有精神损害赔偿,而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仅受到物质的损害,而且其身心也受到极大的损害,也是极需要得到不仅是物质上赔偿和补偿,更重要是身心上的慰藉。然而,《刑诉法》却没有这样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二是《刑法》和《刑诉法》虽然都有因他人犯罪而受到损害的被害人应获得赔偿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因罪犯大部分自身经济状况较差,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个人财产,被告人的财产状况和缺少相应的社会援助保障制度,最终使得被害人的损害难以得到应得的赔偿和补偿,使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实际上大打折扣。

(二)被害人的控告和申诉权利存在规定多、落实难的情形,“架空”现象凸显

《刑诉法》第86条规定,控告人如果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决定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在此,法律虽然赋予了被害人以控告和申请复议的权利,但没有明确被害人应当向哪些机关申请复议,以及复议机关复议的具体期限。这种立法上存在的缺陷,无疑在被害人所享有的权利得不到实现时,没有明确的法律救济途径。与此相类似,《刑诉法》第87条规定,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公安机关的不立案进行监督。从立法本意看,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多了一条监督途径,但是法律也未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并作出裁决的期限。《刑诉法》第121条规定,被害人对于侦查机关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但是当被害人的这一请求权得不到实现时,现行法律并未规定救济途径。

(三)人民检察院“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规定欠原则,操作性不强

《刑诉法》第13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立法增加这一规定,提高了被害人及其委托的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诉讼地位,增强了审查起诉程序的透明度。但从目前司法实践看,立法增加这一规定的目的是难以达到的。主要原因在对如何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问题上,缺乏可操作性强的程序设置。由于《刑诉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听取被害人及其委托人的意见的方式、方法、程序及程度后果,以致检察实践中不同检察机关,甚至在同一个检察机关内部的不同承办人之间做法都不相同,甚至在有些地方干脆放弃了这一程序。另外,在“听取意见”后,有些检察机关并没有按照被害人的合法要求来履行其职能。如被害人提出公安机关侦查案件所获取的证据或查明的事实与其亲身遭受犯罪侵害的事实不符,检察机关听取其意见后,并没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侦查;被害人提出对受侵害的人身、财产提出重新鉴定的要求,检察机关也没有依法接受。

三、对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机制的思考

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核心应是加强并保证他的程序参与权。[3]关于程序参与的此种作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道格拉斯大法官曾做过精当的表述:“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完善我国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主要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一)关于保障被害人对重要诉讼文书知悉权的问题

1.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应当送达被害人。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只送达提请逮捕的公安机关,而忽略送达被害人。笔者认为,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应当送达被害人。理由如下:一是逮捕权是否能正确行使与被害人的利益休戚相关。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逮捕权是国家行为,这种观念直接导致被害人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阶段重要诉讼地位被剥夺,不利于被害人作为当事人诉讼地位的维护。二是有利于方便被害人到检察机关进行控告与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人民检察院复查刑事申诉案件规定》第5条给予被害人对不服不批准逮捕的申诉权利。但由于被害人不能提供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作出不批准逮捕的法律文书,给人一种空口无凭的感觉。三是有利于检察机关“检务公开”工作的落实。将不批捕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能促使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工作由“暗箱操作”转为“阳光操作”,能增强检察机关工作的透明度。

2.鉴定结论书应当送达被害人。《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往往认为将鉴定结论告知被害人,可能会给侦查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笔者认为,鉴定结论书不仅应口头告知被害人,而且应当送达给被害人。理由如下:一是有利于被害人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告知是一种口头形式,被害人仅知道鉴定结论的结果;送达是书面形式,当事人不但知道鉴定结论的结果,而且知道鉴定的具体内容,从而进一步体现司法公正。二是有利于被害人及时主张权利。通过将鉴定结论送达给被害人,被害人便知道犯罪行为给自已所造成的损失,及时主张权利,挽回损失。三是有利于转变有关职能部门的作风,增强他们的责任心。

(二)关于重要诉讼权利保障机制的建立问题

1.被害人一方应有权查阅诉讼卷宗。《刑诉法》第36条作出了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等规定。而《刑诉法》中却没有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方有此权利,笔者认为,被害方也应有权查阅、摘抄、复制案件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也应该在一定范围内可查阅、摘抄、复制卷宗材料。理由如下:

一是有利于维护被害方的合法权益。公诉机关代表的只是国家而非被害人,因而被害方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民事权益,在很大程度依赖其自我保护,被害方了解相关的证据材料,对于维护其合法权益是必要的。

二是有利于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赋予被害方的上述权利,能使其知道司法机关是否客观、全面的取证,是否有包庇放纵犯罪的行为,可从另一角度对司法机关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三是有利于提升司法机关的形象,维护公平与正义。法治的进步就必须让每一个司法环节完全置于阳光之下,因而对于公诉刑事案件,也应让被害方完全了解案件事实与证据。

2.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应当征求被害人意见。2003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简称《意见》),对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适用条件和具体程序作出明确规定。据此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应由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并应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然而,《意见》是没有赋予与案件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被害人发表意见的权利,这显然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由此产生的诉讼结果,也往往难让被害人得以信服,极易导致申诉上访现象的发生。因此,笔者建议适用普遍程序简易审时,应增设征求被害人意见的规定,并记录在案,对于被害人的不同意见,应慎重予以考虑。

3.应当保障被害方请求抗诉权。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在法定的期限(五日)内可以向人民检察院请求抗诉。但在实践中,由于法律未明确规定一审法院给被害方及检察院裁判文书需同期送达,造成被害方收到的裁判文书,经常迟于检察院。这就导致在被害方请求抗诉时,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法定期限(十日)已过而无法抗诉,以致于这种本该通过二审程序解决的问题拖至再审程序解决。笔者认为,为了使司法机关能充分保障被害人行使此项权利,不至于使请求抗诉权流于形式,检察院审查抗诉期限应以被害方审查抗诉期限为准。即被害方提出请求的五日期限加上检察院作出决定的五日期限。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加强司法人权保障的新篇章》,载《政法论坛》1996年第4期。

[2]许永强著:《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被害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3]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卷,第28页。

[4]卞建林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541页。

摘自《中国检察官》2006年11期 作者:陈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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