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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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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轨迹与成因  

2007-11-28 15:47:08|  分类: 军事史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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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及其对经济改革的阻碍作用,他先是通过公开性动员社会舆论,寻求人们对改革的支持。随着公开性的发展,苏联历史与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要求根本改变斯大林政治体制的呼声占了上风。在这种社会情绪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转向了多党制、总统制。

关键词 戈尔巴乔夫  政治体制  公开性 改革

苏联共产党垮台、苏联解体已经16个年头了,关于其失败的原因仍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其中,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逐渐离开了最初所确定的目标,从完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根本改革这种社会主义,苏共成了改革的对象。我们研究这一变化的过程与成因,吸取其教训,将是有益的。

公开性——为政治体制改革开路

戈尔巴乔夫在提出改革时,便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苏联几十年形成的政治体制确有许多弊端,需要改革。1986年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正式通过了加速战略,戈尔巴乔夫在列举党的“加速”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时说:“争取加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坚定不移地发展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扩大党和社会生活中的公开性,为发挥每个劳动者和每个集体的主动性与首创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①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民主与公开性,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改革。1986年4月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民众要求知道真相,国际社会也要求苏联提供真实的消息,促使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当成了民主化的重要杠杆。

面对经济改革效果不佳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没有从经济改革的方针政策上找原因。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的“障碍机制”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发展人民自治,“民主的实质就在于劳动者掌权,是实现劳动者的广泛的政治与劳动权利的形式,是他们关心改革并实际参与改革的形式。”他提出:“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成了党的紧迫任务。”② 为此,戈尔巴乔夫首先在社会生活领域推进民主化,即推行“公开性”,试图通过公开性打破障碍机制,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公开性首先从上层开始,苏共中央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领导有影响的报刊(《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共产党人》、《真理报》等),目的是唤醒社会意识、监督干部的行为、动员改革力量。到1987年年中,“持不同政见者”陆续被释放,他们的作品也开始合法地在苏联出版,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畅销书。1988年苏联结束了书报检查制,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言论自由和社会舆论多元化。

苏联要进行改革,自然无法继续勃列日涅夫时期那样对社会严密控制的政策,改革要求集思广益,要求揭露问题,寻找对策。公开性迅速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并变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长期受到压制的苏联知识分子成了公开性的热烈拥护者。但是,公开性是一把双刃剑。“公开性解放了千百万人们的思想,促使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独立地进行思考,不再唯‘上面’的意志是从。”③公开性在打破旧有思想禁锢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公开性开始之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体制完善的因素和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出现了一些团体,其多数参加者都倾向支持改革,要建立“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

在1988—1989年,公开性开始进入历史——文学领域,全苏联人都在读雷巴科夫反映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随后许多作家发表了类似的作品,人们争相传阅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一些反映社会阴暗面的影片上映了,在“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斯大林时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被揭露。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的女教师安德列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反对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对她进行批判,辩论变成了一场谴责,保守势力受到了很大打击。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让人看不到生活好转的希望,旧的政治体制和官僚特权阶层自然成了人们攻击的对象,“谁能用最刻薄的方式批评旧制度的失败,谁就能博得许多人的同情”。公开性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清算苏共、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历史错误。主张进行激烈变革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抛弃斯大林模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了苏联社会的普遍要求。在经济承诺无法兑现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只能用政治上的让步来获得群众的支持。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完善苏联的社会主义,但在社会激进情绪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自己的初衷,要重建新的社会主义,彻底改变党垄断一切、党政一体的斯大林政治体制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公开性促使戈尔巴乔夫走上了根本改革苏联政治体制之路。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就形成了共识,即:不是改革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变革。

权力从党向苏维埃转移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权力体制进行的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88——1989年,戈尔巴乔夫想恢复列宁时期的苏维埃体制,提出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是,这条路走不通;从1990年开始,苏联改行总统制,实际是“一切权力归总统”。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能使我们预先防止最近几十年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停滞现象的增多,并且注定使当时进行的改革归于失败。经济管理职能越来越集中在党政领导人手中,这已成为突出的现象。”“现行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所遇到的障碍正是僵化的权力体制,这个体制的行政强制结构”。这种分析是符合苏联实际情况的,改革政治体制也是必须的。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④ 戈尔巴乔夫强调这一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强调苏联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应具有“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面貌”。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使用“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针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不人道和不民主而提出的,戈尔巴乔夫要顺应当时的社会情绪推动改革,塑造社会主义的新形象。

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并没有引入西方的三权分立,而是“还权于苏维埃”。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即实行权力中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转移。苏共重提十月革命时期“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著名口号,并采取了改革国家机关的重大步骤,增强苏维埃的权威,增强政府的决策和执行能力。但是,戈尔巴乔夫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像以往那样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1988年10月1日,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苏维埃集立法、行政和监督于一身,最高苏维埃变成了常设制,党原来事实上掌握的立法和干部任命权转归了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也不再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主席、苏联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常设委员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主席组成,由于其成员并非完全专职,也无法有效工作。特别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无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国家事务上。

为了体现还权于民,1989年3月,苏联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的选举,这次实行的是差额选举,共选举产生2250名代表。政府官员不能成为人民代表,社会组织正式派代表参加选举(工会、共青团跟苏共一样,分得了100个名额)。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使共产党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同,但从1989年人民代表选举的结果看到的是党的威信一落千丈。近30名苏共推出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没有被选进代表大会,叶利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莫斯科地区有80%以上的选民支持叶利钦,苏共自己的100名代表是通过等额选举产生的,这一“红色百人团”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选举表明,苏共在人民中没有威信,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班子正在失去权力。⑤这种自由选举打破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自然也就提出了取消宪法第六条的问题。

1989年5—6月第一届人代会召开,苏联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建立,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在这次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有权组织政治反对派,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其成员不断增加。事实证明,这种人数众多,代表观点各异的苏维埃是“清谈馆”,它没有权威,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无法承担起管理国家的职责。但是这个民选的人代会排斥了党对立法和高层决策的控制,成了民主派强有力的阵地。

现代政体的权力运行机制是以分工明确、权力制衡、代议制民主为特征的,但戈尔巴乔夫所要建立的仍是“议行合一”、没有监督与制约,以群众直接参与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苏联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是不成功的。因此,戈尔巴乔夫在经过短暂的实践后,不得不重新设计苏联的政治体制。

改行总统制  加强国家权威

1989—1990年,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发生了“天鹅绒革命”,政权从共产党的手中和平地转到了其政敌的手中,这大大地鼓舞了苏共的反对派,也促进了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激进化。1990年1月,苏共内部正式出现了“民主纲领派”,社会上频繁出现罢工和集会,政治要求成为主要要求。跨地区议员团和工人运动、群众集会结合起来,共同向苏共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只能顺应社会的激进情绪。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的苏共纲领草案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根据苏共新党纲,“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政治高度民主化,以人为核心,保障人权的法治国家。在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同时,苏联再次改变了国家体制,从苏维埃制转向总统制。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管理,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提出设立总统制的建议,要求给总统一切必要的权力以推进改革。

1990年3月,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总统制,使党和国家分开,使国家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国家的最高权力转移到总统系统。根据宪法,总统应该由全民选举产生;但是,在社会上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发生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认为克服这种危机的手段是获得总统职位,于是,苏联第一任总统是在代表大会上间接选举产生的。戈尔巴乔夫是唯一的候选人,他获得了60%的人民代表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总统制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另一种专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系国家命运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不是由最高苏维埃决定的,而是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总统与各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决定的,实际上是大总统与小总统支配着国家,最高苏维埃被抛在了一边。宪法监督机构有名无实,它对各加盟共和国明显违反宪法的行为无能为力。

各共和国也效仿联盟中央实行总统制,民选产生了自己的总统和苏维埃主席,他们不是对联盟中央,而是对本共和国的选民负责。在1990年春举行的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中,反对派取得了广泛的胜利,许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和平”夺取了政权,这些加盟共和国的总统是全民选举产生的,戈尔巴乔夫是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在中央与地方的争权斗争中,戈尔巴乔夫的权威性大大低于地方领导人,地方分离主义迅速发展。苏共也开始联邦化,原来作为维系国家统一力量的苏共无法再发挥作用。1989年12月成立苏共中央俄罗斯局,1990年6月19日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会议开幕,这次会议变成了俄共的成立大会,其党员占苏共的62%。“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建立和党的重心从联盟中央向共和国的转移,主要是向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转移,使戈尔巴乔夫无法阻止在苏共党内出现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反对派。”⑥ 戈尔巴乔夫受到左右两股势力的夹击,其政权变得软弱无力,其支持率在下降。1990年5月1日,红场上举行的传统游行打出了“打倒苏共”、“政治局辞职”、“打倒马列主义”的标语牌,喊出了让戈尔巴乔夫辞职的口号。⑦据民意测验,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是21%,到1990年12月,他的支持率是负52%。⑧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但他并没有获得前所未有的权威,其维护联盟统一、整顿国家秩序、挽救国家经济的手段是极其有限的。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苏共反对派,特别是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独立运动,左右了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

从公开性、民主化开始的政治改革,使政治多元化不可避免。1988年苏联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各加盟共和国都建立了“人民阵线”,到1990年初,非正式组织发展到了几万个。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已经成为苏共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开始想在一党制下进行改革,但苏联新的政治体制也排除了一党制,自由选举人民代表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是承认多党制的。1989年6月,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萨哈罗夫就提出要制订新的宪法,取消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权,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发表了他提出的宪法草案。萨哈罗夫的主张得到了跨地区议员团的支持。同时,苏联爆发了大规模的矿工罢工,工人运动逐渐脱离了苏共的领导,成为激进派向党施加压力的工具。加上经济情况恶化,苏共的威信直线下降。这些因素迫使苏共在1990年二月全会上承认了多党制的合理性和修改宪法第六条的必要性。党的高层领导几乎一致同意放弃党对权力的垄断,同意修改宪法。1990年3月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宪法第六条,意味着苏共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与其他政党一样的社会组织。

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和苏共新党章,为全党描绘了在多党制下党的建设的新机制。这个新机制标志着对传统党建模式的彻底放弃。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在党对国家的领导上,强调党放弃政治垄断,放弃在宪法中的特权地位,党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民众承认的领导力量。第二,在与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尊重各党的独立性,并为此在中央增设了由各共和国共产党选送的代表的名额。第三,在干部问题上,强调决定干部的权力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强调实行选举制,实行差额选举并有可更换性。第四,在党员个人权利上强调有不同意见的自由,党内要确保意见表达自由。党内不允许存在派别,但允许存在各种按志趣和问题成立的横向联系组织。第五,在党内监督问题上,强调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督同级党委。这一新的党纲实际上并未实行,苏共没有重新获得人民的拥护,也没有被改造成社会民主党。苏共在党内外反对派的夹攻下,自身无法进行改革,其政策也难以推行。到了1991年上半年,苏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以1991年八月事件为导火索,人们把所有不满都倾泻在苏共头上,造成了苏共被停止活动的悲剧性结局。

从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过程看,其进展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正是公开性的发展使苏联社会出现了多元化,民意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增大,民主选举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破了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在国家权力失控的情况下,苏联又改行以总统集权为特征的总统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它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管理国家的、民主的政体模式。从1989年起,各地罢工风潮迭起,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街头政治”泛滥成风,国家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冲突不断,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分崩离析。戈尔巴乔改革没有成功,有历史包袱过于沉重的因素,也有其政策的失误,更有民众急躁情绪的推动,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等。苏联的教训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工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为群众的自发性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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