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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诉时效,不能被冷落的法律制度  

2007-12-03 13:27:11|  分类: 法治论集A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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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五一”前夕,北京昌平一起案件引人关注:七旬老头向当地警方自首,承认23年前杀死了自己的情人。由于已过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20年的刑事责任追诉时效,杀人老汉有可能被无罪释放。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许多国人心中信奉的真理。为什么杀了人还可能不被追究责任?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放纵犯罪?一时间,社会各界对这起案件争论纷纷。其中,刑事责任追诉时效制度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最高检正在审查两起追诉案件

我国现行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的期限为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仍然可以追诉。“由此可见,对于命案的追诉决定权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分析认为,如果昌平老汉杀人案件最终要被追诉的话,必须由最高检来批准。

5月10日,记者来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采访。“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关于北京昌平这起案件的请示报告。”该厅办公室主任韩晓锋告诉记者。

对于最高检此前是否办理过类似案件,侦查监督厅审查逮捕一处处长刘福谦表示,据厅里的老同志介绍以前办理过一起劫机案件。赵秉志告诉记者,那就是当时非常出名的李显斌案件。

1965年11月11日,李显斌、李才旺、廉保生三人驾着伊留申—23型轰炸机自杭州笕桥机场起飞,飞抵台湾桃园基地时因飞机偏离跑道,李才旺受轻伤,廉保生当场死亡。随后,李显斌获台湾当局颁发的2000两黄金的奖励,李才旺得到黄金1000两。

事件真相直到30多年后才被李显斌和李才旺自己揭发。原来李才旺与廉保生并不是自愿前来台湾,廉保生更是因为情势不可挽回而自杀身亡。李显斌1990年自台湾军方退休后移民美国。1991年,他听说在山东的老母病了,他研判形势,认为已过了近30年,应该不会有事。1991年12月16日,他从加拿大返回山东,26日,在青岛机场被逮捕。1992年6月26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判处李显斌十五年有期徒刑,他的母亲也在他被捕后不久去世。2002年5月14日,李显斌因患胃癌获假释出狱。

“办理李显斌案件时,我还没有到检察院。从那之后,就一直没有办理过类似的案子。直到今年,厅里才又开始审查另外两件追诉案件。”刘福谦说。

两起案件的报请单位是河北省检察院和辽宁省检察院。

1985年12月29日,河北滦县张某在工地把人打伤。第二天,被打伤头部的伤者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随即,张某潜逃至东北。2006年2月21日,吉林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巡逻时将正在偷煤的张某抓获。后吉林警方将张某移交唐山市公安局。2006年2月24日,唐山市公安局将其刑拘,并于2006年3月20日向唐山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研究案情后,唐山市检察院向河北省检察院请示。河北省检察院认为,张某行为已经涉嫌故意(间接)杀人罪,且张某被抓获前一直没有悔改,存在故意逃避刑法处罚的行为。为打击犯罪,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为保证社会稳定,应对犯罪嫌疑人张某予以追诉。2006年4月11日,河北省检察院向最高检提交了《关于提请对张某涉嫌故意杀人一案予以追诉的请示报告》。

侦查监督厅审查逮捕一处的检察官张庆彬是负责审查这起追诉案件的承办人。“这起案件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根据1979年刑法规定因张某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不属于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情形,同时这起案件不属于情节特别恶劣、罪大恶极、不追究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除张某的口供外,没有其他强有力的直接证据,证据较为单薄。”张庆彬表示,作为案件承办人,他认为这起案件不宜核准追诉。“依据程序,我已将审查报告交给了处里。处领导签署意见后,厅里要进行专门研究。之后,厅里会将研究结果上报给院领导。最终的审查结果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1981年1月10日,刘某实施强奸、杀人犯罪行为,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但辽宁当地精神病防治中心“刘某患精神分裂症,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鉴定被公安机关采纳,所以当年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2005年对刘某的另外两份精神病鉴定证明刘某犯罪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或者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同时又作出了刘某目前诊断精神分裂症的结论。今年4月,辽宁省检察院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刘某。5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发给侦查监督厅的研究意见认为,对刘某当年没有受到追究公安机关负有责任,由于目前刘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四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患有精神病的,不具备诉讼能力,中止相应的诉讼活动。研究意见最后表示,刘某一案由于其本人目前的精神状态,不应当属于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案件,应当退回公安机关,做好受害方的息诉善后工作。

追诉时效有利于实现刑罚真正目的

由于受到科技、现实等种种情况的限制和变化,再加上犯罪分子的逃避与隐藏,一些刑事案件会出现不能及时得到侦破的情况,这是客观事实。但公众对于公平理想的追求以及中国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传统道德教育,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成为那些在逃罪犯们必须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心理恐慌。

“杀了人,藏了23年,然后就不需要负刑事责任?!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人事部工作的李春林表达了自己对北京昌平案件的观点。通过查询互联网上对这起案件的评论发现,相当一部分网友持有与他相同的想法。

追诉时效制度到底是不是导致放纵犯罪、成为罪犯能够逃避打击的“护身符”呢?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兴良教授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追诉时效的立法本意是为了实现刑罚的目的,“刑法明确规定追诉时效对于司法机关及时打击犯罪分子,教育改造罪犯,维护社会稳定,决不是放纵犯罪”。

“追诉时效是有限制的并随着刑法修订进行了修改。”陈兴良介绍,1979年刑法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而到了1997年的刑法,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被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以及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此外,还增加了关于时效中断的规定。“这样使得真正超出追诉时效而可能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越来越少。”

陈兴良说,刑罚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实行报复主义,而是为了通过惩罚犯罪分子,使其得到教育改造,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如果犯罪分子在犯罪以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受到追诉,也没有再犯罪,至少可以说这个犯罪分子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对社会的危害性几乎没有。如果此时再对他进行追诉并处以刑罚,不仅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不必要、起不到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也收不到通过惩罚犯罪来教育群众的一般预防效果,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现行的各种犯罪活动,直接危害着社会的治安和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对社会的安定影响最大。因此,对司法机关来说,打击现行犯罪活动是头等重要的任务。那些多年以前发生的刑事案件,经过的时间越长,越难以调查取证,甚至已经根本无法取到证据,在此情况下,如果拖着陈年老账不放,势必牵涉大量警力、物力,影响司法机关集中力量打击现行犯罪活动。因此,陈兴良认为,规定追诉时效,可以使犯罪分子能够在法律规定的追诉时效内受到应有惩罚,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促使司法机关提高办案效率,及时侦破案件,追究罪犯。

时间是抚平伤口最好的良药。许多案件在经过较长时间以后,被害人的伤心与仇恨情绪已经逐渐平复或淡忘。赵秉志教授表示:“如果此时再进行追诉,会使这种关系重新紧张起来,也使那些曾经犯罪的人终身惶惶不安,不能安心于工作、生产和生活,甚至会有‘破罐破摔’的念头,引发新的犯罪动机,从两方面来说都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刑法规定追诉时效制度可以起到维护和稳定这种正常关系的作用。”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法律规定追究时效,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现行的规定是对利弊经过全面深入的权衡结果。”陈兴良说。

追诉时效制度需要细化吗?

现行刑法关于追诉制度的规定只体现在其第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条,此外再无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工作制度。“这样相对原则的规定,使得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感觉法律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最高检侦查监督厅审查逮捕一处检察官刘雅清说。

刘雅清负责审查的是辽宁省检察院报请追诉的案件。“刑法只有一句,对于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仍然可以追诉。那么,哪些案件可以被认为是必须的呢,法律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

依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张庆彬认为,经过20年后,必须追诉的,应该是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大恶极、不追究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行为。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在对辽宁省检察院报请案件的研究意见中也指出,“20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一般理解为案件的性质、情节、后果及社会影响严重,不追诉则无法体现法律的权威与正义。

“这样的理解和认为都是比较抽象的,在具体案件分析中依旧会陷入无依据可以的困境。”赵秉志认为,作为检察机关的最高领导机构,最高检可以对需要追诉的案件作出相对具体的说明或解释,对追诉制度作一些相应的细化,“这可以使得追诉制度操作起来更为明确和有效”。

刘雅清也认为,如果最高检有更为详细的规定或者工作制度,对于追诉制度最终的实施非常有好处,适用起来更为方便。

但陈兴良则表示了相反的观点。“刑法对于追诉制度的规定已经足够了。根据立法本意,除了危害国家利益等特殊案件外,对于已经过了追诉时效,又没有不受追诉期限限制情形的案件,应该都不予追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法律的本质。”

虽然,关于追诉时效制度是否细化的问题法学专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追诉制度是个重要制度,它是从另一角度体现法律的严肃性。从我国刑法对诉讼时效的各项规定来看,这项制度对于维护国家法制,保障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安定,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它决不能被冷落。”陈兴良的话则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心声。

链接:追诉时效制度的变化

1979年刑法:

第七十六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七十七条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1997年刑法:

第八十七条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

(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八十八条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第八十九条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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