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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日志

 
 
 
 

鸦片战争以前英舰“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查活动  

2007-04-11 10:56:09|  分类: 军事史苑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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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政府规定与外国通商口岸只限于广州一处,英国为了扩大它在中国的商品市场,并进一步从事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曾经一再向清政府提出多开口岸的要求,并于一七九三年、一八一六年分别派遣专使马戛尔尼(Macartney)和阿美士德(Amherst)来华,与清政府进行直接交涉。当时的清统治者鉴于扩大中外贸易,会间接动摇它的统治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对英国的要求,一律予以拒绝,并以更坚决的态度,实行闭关的政策。这样多年来英国要求多辟通商口岸的希望,也就一直不能实现。
  
  英国侵略者是决不因此放弃其扩大对华贸易的企图的,早在阿美士德交涉失败以后不久,它已准备用武力来改变清政府的态度了。但由于它对中国沿海地形和军备实况太缺乏了解,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使它不敢轻率地贸然发动侵略战争。在这样的情势下,英国侵略者首先对中国沿海一带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侦查。
  
  一八三二年英国侵略东方的大本营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商馆,决定派阿美士德号作一次试探性的航行。据表面的理由,这次试航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东印度公司的业务,了解中国沿海重要港口的情况,以便在将来建立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这船的船长是礼士(Capt.Rees),船上共有七十多人,其中两个重要人物是H.Hamilton Lindsay和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前者是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的职员,后者是德籍传教士,充当翻译兼医生。在阿美士德号出发前,东印度公司训令他们不要使清朝官吏知道这船的来历,因此Lindsay改名为胡夏米(Hoo-Hea-Mee),冒充船主,郭士立称作甲利,并佯称阿美士德号是一只从印度榜葛喇(Bengal)开出,前去日本贸易的英国船。因为这次航行,主要不在牟利,所以决定不带鸦片,以免惹起意外。他们船上也装载了毛呢、羽纱、棉花、西洋布等货物,准备在沿海口岸出卖,但这不过是附带的目的,借着这批商品,以掩护其调查侦察的活动。
  
  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胡夏米、礼士、甲利等三人,从船离开澳门的时候起,就积极行动起来,他们之间的分工是这样的:礼士专门测量河道和海湾、绘制航海图,甲利在沿海口岸一面传教,一面为人治病,并以治病来收买人心,诱致中国人信教。胡夏米除主持调查侦察活动外,沿途分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A Brief Account of English Character)“戒赌博”、“戒谎言”等小册子,来欺骗和麻痹中国人心。据他们记述,甲利的治病传教和胡夏米的欺骗宣传,在当时都起了作用,部分地“解除”了中国人民对他们的疑惧心理。
  
  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以后,中途遇到风暴,经过三十一天的航行,才到达粤闽边境的南澳岛。他们到南澳以后,积极的从事侦察该地海军实力和陆上军事设备的情况,下面是胡夏米给东印度公司关于南澳军事情况的报告。
  
  “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驻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五二三七人,其中四○七八名属广东,一一五九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怀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七八只战船,从外形看来,它们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

  从上面的引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南澳驻军、战船、炮台以及它们的实际情形的调查,是做得十分仔细的,无疑的,这些军事情报,正是英国侵略者急于想知道的。
  
  阿美士德号离开南澳后,四月二日到达厦门。厦门的清朝官吏几次想驱逐它,但中国战船船身既小,又不及英船坚利,因此不敢正式冲突,他们只能阻止当地商人到英船上去贸易。虽然清朝官吏一再禁止胡夏米等登岸,但他们对这个禁令,视若无睹,每天分为若干小队,到城内及附近乡镇四出查视,清朝官吏除了到处派兵跟随以外,无法使他们下船远去。胡夏米等对厦门的印象是:虽然本地没有任何物产,但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当地人民的善于航海经商,所以成为中国最繁盛的城市之一。厦门港的优点,不仅商船能直接靠岸起卸货物,特别引起他们注意的,就是最大的军舰,也能进口停泊。
  
  阿美士德号在厦门一共停留六天。时间虽不算长,但胡夏米等已很清楚的看出清朝官吏的弱点。他们认为清朝官吏是最惧强欺弱的,在清朝官吏的面前,必须表示强硬的态度。胡夏米说:“我们这一边少顺从他们的意志,那末他们满足我们要求的希望,也就更大一些。”

  四月二十一日,阿美士德号到达闽江口外,由于大雾障碍,到二十四日才沿江上驶。阿美士德号是第一只开进闽江的英国船,礼士从船进入闽江的时候起,一直忙着观察水纹,测量水深,绘制地图,此外他们认真的调查了闽江的防务。据他们记载,船开进拱卫福州的五虎门以后,就发见闽江两岸各有大炮台一座,附近山上另有许多炮台。但是这些炮台,在他们看来,除闽安附近的一处外,上面既没有安置炮,也没人守卫,它们几乎全成为废墟,只不过是当地优美风景的点缀品了。福州附近的炮台,据甲利说,也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他说:“即使这些炮台很完整,清军是既无技能,也没有勇气来保卫它们的。”

  在福州,也象在厦门一样,他们每天上岸四出活动,进行侦查的工作。福建是中国有名的产茶区域,因此东印度公司训令他们重视福州购茶和运茶的调查工作,以便福州一旦开放以后,英国商船可以直接开来,运购茶叶。他们调查结果,福建产茶虽多,但大部分都运往广州出卖。如果将来能到福州直接采购,仅运费一项,每担可以节省四两,倘若每年购茶十五万担,运费便能少花六十万两。他们又认为福州不仅是茶叶很理想的输出港,而且比之广州,它更合适于英国毛织品的推销。此外闽江可通航运,商船能在福州停泊,货物起卸也很方便。
  
  但是尽管福州具备这些优点,要求清政府把福州正式开放,他们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英国商船直接开到闽江口外,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清政府驱逐无效,最后只能故作不知,默许他们在外洋自由买卖。他们又说,如果英国商船愿来福州私贩鸦片和其他商品,也可以达到目的,用不到害怕地方官吏干涉。胡夏米又向东印度公司建议,解决福州开港问题最直截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他说:“我有确切的信念,只须四只或六只印度商船和一艘战船,开入闽江,就能俘掳中国战船。这之后,再直接开往闽安,从那里通知中国政府,让它在友好与敌对,贸易与战争之间,任择其一,那末用不到流血和浪费金钱,英国在福州的贸易就可以永久建立起来。胡夏米认为清政府不敢对外作战,原因是它的统治力量已很薄弱,害怕人民会乘机起来反抗,因此决定福州是否开放的关键,主要操在英国政府的手中。
  
  阿美士德号完成在福州的侦查任务后,五月十七日北航,二十六日到达甬江口外,胡夏米当夜写好给宁波知府禀折一份,要求在宁波通商。写禀折的用意,据胡夏米自己招认,并不在希望地方官吏能给他满意的答复,不过是借口递交禀折,获得调查宁波的充分机会。
  
  宁波地方官吏在阿美士德号未到以前,已经接到驱逐英船的上谕。浙江提督戴雄,定海镇总兵余步云事先也调集了一些船艇,想阻挡英船进口。但戴雄等的拦阻毫无效果,阿美士德号仍然大模大样的开入甬江,因此甲利深觉诧异,他说:“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

  胡夏米等详细的考察了镇海炮台,认为它是他们在中国所见到的炮台中间最大的一个,但与其他各地的炮台一样,年久失修,上面没有架炮,也没有人。胡夏米等在宁波停留的时间较长,每天上岸侦查。他们以为宁波是一个很好的生丝出口港。
  
  胡夏米等曾经打算把船上的货物在宁波出卖,至少希望能够卖去一大部分。他们认为货物在宁波脱手,有两点好处:第一如果在宁波贸易失败了,影响所及,他们将来在上海或其他地方也不可能成功,这样带来的货物,势必原船载回。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货物售出以后,他们可以尽快赶回澳门,他们认为这次试航得到的中国沿海的知识,其中特别关于清朝官吏无能和懦弱的情报,对于行将统军到华的海军司令官,会有极大的帮助。胡夏米说:“这件事情,在我离开澳门时,我以为一定会发生的。”但由于货物无人成交,他们不能久待,最后终于离开宁波,驶向上海。
  
  阿美士德号在上海一带停泊共十八天(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八日),其间曾一度开到崇明进行调查。因为欧洲船只以前从未到过上海,所以礼士对长江和黄浦江水道的探测,特别仔细。他们在上海时,也做了许多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的工作。他们认为吴淞口的炮台虽然很大,但只须极少数的兵士就可以占领它,理由是炮台上的炮没有充分利用,炮弹质料极坏,炮弹和炮的口径不合,因此发炮时炮手比他所要射击的目标,更容易发生危险。他们参观了上海附近的一处兵营,胡夏米在报告上说:“我们看到墙上挂着箭,但没有发见弓,据士兵告诉我们,弓却放在对岸另一个地方。他们使用的武器极不一致,有的用刀,有的用火枪,有的用矛。”另一次他参观了驻守吴淞的五百多名清军的检阅。胡夏米说:“中国军官对待我们非常客气,容许我们查看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人只有一把刀和一面藤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枪一般说来,也是很脏的,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他们对这次检阅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在商业方面,在当时仅就国内贸易来讲,他们认为上海已经超过广州,至于将来的发展,那更是无可限量。在他们停留上海的头七天中,看到有四百只从一百吨到四百吨的船只,装载大豆面粉,从天津奉天开来,以后的几天,从福建开到的船只,每天约有三四十艘,其中包括台湾广东越南暹罗和琉球的船只。上海商业如此繁盛,这是他们不曾料到的。甲利一方面对于以往对上海的缺乏了解,大为惊奇,一方面竭力怂恿英国政府使用武力,替英国商人达到在上海及其他口岸开埠的目的。下面的引文,都是从这位传教士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从这里我们知道他不仅是英国侵略政策的辩护士,而且就是英国侵略政策最无耻的鼓吹者。

  “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由于触犯中国法律的顾忌,阻止了船只来此贸易的企图。这些虽然是困难,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他在中国简史上又说:
  
  “这次航行的结果,使我产生这种信念:只要英国政府坚持要求,与中国东北部的贸易是可以开放的。
  
  我的微小的愿望是英国政府将会替英国商人获得这样大的贸易的。但是不恐吓那个衰弱和可鄙的政府,而采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

  阿美士德号离开上海以后,不久便到了山东。但他们认为山东出产不多,经济价值不大,因此只在威海卫停了一天,就折往朝解,然后经过琉球,于同年九月五日回到澳门,完成侦查中国沿海一带重要口岸的任务。这次航行,先后一共六个多月。
  
  从以上事实的叙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一八三二年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航行,是英国侵略者一次有计划的侦查活动,在它看来,这次活动是完完全全成功的。在中国的海上和陆上,他们到处横冲直闯,肆无忌惮,丝毫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在航行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完成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水道的探测工作,而且对清朝政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和落后,以及各地的经济状况,都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英国侵略者掌握了这些确实的材料以后,对中国一般情势,自然洞若观火了。因此它后来便不惜公然反对清政府禁烟,来挑起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达到它渴望已久的目的。
  
  还必须指出,此次侦察活动,不仅影响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对待中国的态度,并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的“和平”谈判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的。鸦片战争时英军进攻和登陆的地点,如厦门、宁波、上海,都是此次航行所经历的地方,战后南京条约中所规定增辟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四个口岸,又正是他们当时着重调查和后来力主开放的港口。我们如果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考察,就更可以明了这次航行的真正意义,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了。
  
  (原载“进步日报”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三日)

  〔注〕本文所引文字俱见于下列诸书。
  
  一、Lindsay and Gutzlaff: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s of China in The Ship of Lord Amher,t;1833.

  二、Gutzlaff: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1833,Part.Ⅱ,1834.

  三、Gutzlaff: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vol.Ⅱ,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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