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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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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小平--邓垦访谈:大哥带我走上革命路  

2007-04-12 17:20:50|  分类: 人物春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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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邓小平在家中与邓垦促膝交谈

  邓垦1911年生,四

图为邓垦同志
川广安人。先后肄业于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政法大学。1939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解放日报》编辑、中共吉北地委宣传部部长、佳木斯市市委书记、佳木斯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泸州专署专员,重庆市、武汉市副市长,中共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副省长、省人民政府顾问。

  邓小平是1904年出生,我是1911年出生,他最早的照片就是在法国照的。他1919年离开家,直到1931年我到上海上学登报找他,隔了13年,我们兄弟都不认识了。1939年我到延安,当时他在太行山南方,没有见到,直到1945年他去参加七届一中全会,我们经过了15年才又一次见面。解放后,1951年我到重庆工作,跟他在一起,不过时间不长。1952年8月,他调到中央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也很少联系,见面很少,我去北京开会,有时到他家里坐一坐,谈一谈家常,对于他的一些情况,我也是间接从其他地方知道的。我谈谈我亲身经历和知道的一些事。

邓小平在重庆工作时与卓琳合影

  大哥执意下重庆

  1919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由于欠了很多债,加之父亲长期不在家,上学交学费都很困难。当时吴玉章几个人创办留法预备学校,我的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写信回家,要大哥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很愿意去,就做母亲的工作,家里还为此引发了一场争论,最后还是他说服了母亲,母亲很勉强地同意了。我那时只有几岁,但是他走的那个情景,至今我都记得。那个时候,四川农村出个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大哥到重庆读书,在重庆念了一年多一点,就动身去法国。同行的还有两人,一个叫邓绍圣,是我们的堂叔,我们称他“幺叔”,另一个是远亲胡伦(胡明德)。他们三人既是同县人,又是同乡(协兴乡)人,还有些亲戚关系,家里人都比较放心。走的时候,大哥年龄很小,只有16岁。我记得走前,他从重庆回到家里看了看,我当时还很小,只有八九岁。

  《赤光》对我影响大

  我清楚地记得,他去法国两年后,家中突然收到他从法国寄来的一封长信,内容是说他参加了什么革命组织,要为国家富强、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不能回家了。家里人知道后,母亲很着急,很伤心。母亲非常爱邓小平。邓小平是长子,母亲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很困难的,她就很希望邓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就盼望他回家来。

  大哥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赵世炎、周恩来指导下办过一份杂志叫《赤光》,

在江西艰难的日子里,邓小平做了外公。
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有七八期。我参加革命就是受他的影响,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念小学,什么都不懂,只看到封面有光身子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到我念初中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剥削与被剥削、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等。1929年我在家乡上中学,高中时代,我在南充。1930年我到成都,1931年春赴上海去上大学。我由“赤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最早受的革命思想影响,就是大哥寄回的《赤光》杂志。

  上海求学找大哥

  1931年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到上海去找哥哥。因为胡伦曾给家里来信,说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当时不到20岁,到上海后到处找老乡打听,上海有广安老乡几十人,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我找得没有办法,突然想出一个幼稚的办法,当时我看到报上有很多“寻人启事”。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寻人启事”。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1931年5月1日。当天该报只出半张报,启事内容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名义,结果你去就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先派地下交通员化装后,到我登报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里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房东说有,后来他自己亲自来找我。有一天下午,我们4个青年人,都是四川的同乡、同学,正在一间房子里聊天,突然间进来一个人敲门,他登门时穿长衫,戴便帽,学者样子,一进门就问你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13年,变化很大,他那时二十八九岁,还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预定一间房子,跟我谈话、接触。那个地方流氓、妓女、叫花子成堆,特务也不管。我们在一起,他先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还在。我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就讲了我想参加革命的愿望。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并要我搬到新地方后告诉他。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因为我也参加了共青团。当时东西很少,一包东西,一张小铁床,我就搬到了一个同学家。

  登报是1931年5月1日,他来找我是5月中旬,5月至7月他去过几次,我也去他熟人家见过他,一边打牌,一边谈话,别人不注意。此时一个姓戴的同志介绍我参加一个国际组织“赤色互济会”,救济狱中的同志。有时参加游行、集会,还搞“飞行集会”那一套。

  几个月之后,大哥就去江西中央苏区了,我们分开了。从这以后又过了15年,“七大”以后我们又在延安见了面。

  “文革”时,我被关了8年,我虽然也算是个小走资派,但是抓我的原因是问我是怎么到上海找到邓小平的,我都实事求是地把经过讲一遍,他们不相信,我说如果你们不信就查当时的报纸,后来真的查到了,这才完事。

  峥嵘岁月大西南

  西南局刚成立时,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个是在春荒前后要征粮,遍地土匪要剿匪,这两个任务同时进行,矛盾很大;二是当时西南的地方干部特别少,当时二野刘邓大军担负的任务很艰巨,三个兵团,60多万人,在西南几个省剿匪。于是,小平等西南局领导决定从军队派干部到地方,充实地方党的领导。像我那个专区共8个县,大部分的县没有地方干部,就是部队的团长到地方当县长,部队里面的团政治委员当县委书记,这是大县;小县就派营长当县长,营教导员当书记。当时很多军队干部都是一肩挑双担,团长是他,县长也是他。

  另外,从南京出发之前,华东局支援了少数的干部,还在上海、苏州、无锡、南京一带招收学生,大学生也有,中学生也有,组成西南服务团。这批学生很多都没做过

邓小平与家人在重庆住地合影
工作,短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大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当时西藏还没解放。他们一走拢就是征粮剿匪,因为西南的封建势力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受到打击,遍地都是土匪,在那样恶劣的战斗中,牺牲了不少。后来这批干部经过锻炼成为西南几省的主要干部力量。

  1951年,我到重庆工作。我来时正遇征粮剿匪,很困难的时候,在春荒的时候还要征粮啊。没有粮食,征不到粮食,后来把什么糖果啊、什么咸菜啊都交上去了。负责征粮的干部那时很恼火,逼得很紧,从上面来讲,征不到粮食,军队、干部都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不想办法来搞吃的怎么行呢?

  邓小平那时遇到的问题都是很大的困难,把那些工作作个安排,一步一步解决,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在重庆那两年先是征粮剿匪,减租退押,以后就土改,土改大体完了,接着就是“三反”、“五反”,肃反还没完,他就离开了。

  那几年,经济工作是他亲自抓,他兼西南财委主任。他到西南后,就决定修成渝铁路。成渝铁路搞了40年都没修成啊,那时西南的交通太困难了。成渝铁路是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那个时候主要是部队艰苦奋斗把它搞出来的。当时有个话剧叫《四十年的愿望》,是重庆话剧团演的,就是歌颂这个事情。

  解放后,西南地区发展较快,土改搞得也很顺利。

  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时,西南地区的各方面工作基本赶上了全国的进度,这一点党中央是肯定的。的确,西南地区是全国解放得最晚的一个大区,但解放后的工作进度却赶上了全国的进度,这主要得益于吸收了华北有些地方搞土改时的经验教训,没搞过左的东西,尽量避免不去伤害中农。过去我们在华北土改时主要的失误就是伤害了中农,对地主过分的扫地出门,有的地方不分土地,或者分坏地。而当时的西南就避免了这一套,特别是做到了在土改中不去伤害中农,路子走得比较稳,没走弯路,所以发展得比较快。

  所以,虽然解放的时间晚,但由于邓小平主政的西南局做了大量工作,西南几省的工作在不久就赶上了全国的进度。就这一点上来看,在那些年里,毛主席对西南地区的工作是满意的,对邓小平主政西南局工作的业绩评价颇高。

  小平生活很简朴

  邓小平刚到重庆主政西南局工作时,他和刘伯承两家人住在二号楼,就是贺龙那个房子下面,原来蒋介石在重庆的时候住过的房子,解放以后就是刘邓两家,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后来感觉这样太不方便,就搬到现在这个书记院里面。后来邓小平离开重庆到北京就是从那里离开的。

  那个时候生活都比较简单,有饭吃就行了,一年比一年好一点嘛,总的来讲非常简单,邓小平这个人的生活就更简单了。在南京的那个时候,要吃好一点也完全可以的,他吃得很清淡,喜欢每天都吃一次凉面。刘伯承的生活也很简单。他的生活很多都是农民型的生活,喜欢吃点豆花呀,最好最好就是个粉蒸肉,早晨要是有个醪糟鸡蛋就了不得了。他们的生活都很简朴,过惯了那一套,到重庆也没有变化,说实在话,后来到了北京,一直到小平晚年,家里的菜饭都是非常简单的。

  在重庆,我和小平同志一起吃饭的时候不多,倒是在南京的4个多月和他天天在一起,天天在一桌吃饭,就知道他。夏天嘛,每天都吃一次凉面,我就给卓琳建议,工作那么忙,每天能不能给他两个鸡蛋吃,卓琳说现在暂时过,到了重庆再说,到了重庆怎么样的,我就不知道了,看他那个营养就不够啊,当时大哥很瘦,他从大别山下来,瘦得很,就是在打淮海战役的前后,还是那么瘦啊,进军西南还是瘦的,后来才慢慢地好一些了。

  “文革”后,我到了北京,好多年没见了,他让我到他家里住,大概住了十天半月。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不多讲空话的。性格是内向的,在家里面和子女话都很少,不大喜欢讲话,这和他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很活跃的,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国留学的同志都知道他很活跃,笑话也很多,喜欢讲话。早期在法国的时候,别人叫他“小钢炮”。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性格慢慢就变了,不大讲话,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多,看样子是担子重了,据说是到华北129师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他这个人有这么一点,别人说他家庭观念浓厚,他喜欢没有事就在家里呆,和小孩、夫人。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平常很少出去。

  在江西挨整的时候,他在工厂里做半天工回来,洗衣服、做菜呀、种地呀、浇水呀,他都干。他战争年代时剃光头,我在南京看到他时也是光头,到了重庆开始也是个光头,后来慢慢才蓄了个平头。

邓小平旧居。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这里

  乡味乡音伴一生

  邓小平喜欢川剧,他这个人离开四川时虽只有十几岁,但一些生活上的爱好却保留了一生。

  他喜欢看川剧,喜欢吃川菜,他自己也会做,他做的菜还不错,刀法也不错。在江西经常自己干,川味很足。

  不只他一个,四川出去的老总,比如像刘伯承、陈毅这些人,一生都是那个原封不动的四川话,生活习惯、爱好都是四川的那一套,讲话还是那个四川的老腔老调,几十年不变,这个什么缘故说不清,你看那几个四川老总都是这样的,朱老总也是这样,聂荣臻也是这样,十大元帅中四川人占了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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