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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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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婚姻立法透视  

2008-01-31 15:52:19|  分类: 法治论集B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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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同性恋乃至同性婚姻的广泛探讨却方兴未艾。从恋爱到婚姻,同性恋者能否迈出这一步
  
  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由来已久。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同性恋多出现于当时的社会名人中,爱慕同性甚至可能被视为具有强烈男子气概的表现。而在中国,早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再如龙阳君为魏王“拂枕席”,弥子瑕与卫灵公“分桃而食”,汉哀帝不忍惊醒共寝的董贤而“断袖”等。在西方,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从最初的宽容和默认(古希腊、古罗马早起社会)演变为有罪化(公元4世纪到20世纪)、病理化(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后期),20世纪中后期,则逐渐容许和认同,出现了“非罪非病”的社会态度。中国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在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上,一直没有恶意,没有残酷迫害同性恋的记录,有的只是忽视;若要说有反对意见,反对的也只是“性”,因为中国的传统要求人们禁欲,严禁性乱,一切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在被禁止之中,并不是只针对同性恋的性行为。
  
  目前,全球范围内对同性恋的态度已大为改观,人们的态度已不再是歧视、主张惩罚,而是相对理解和宽容,不似以往视为异类而排斥。然而,当同性恋者想要长久生活在一起,并维护他(她)们的相关利益时,则首先需要得到法律的认可,建立婚姻关系被认为是“可行”的途径。于是,便出现了同性婚姻的问题。
  从恋爱到婚姻,是每一对新人都要跨越的一步,对同性恋者而言,在大多数国家这一步却无从迈出。
  
  各国立法说纷纭
  
  长期以来,各国婚姻立法中的婚姻主体概念指的就是异性双方,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甚至于成为一个自然法概念。毕竟,人类社会生息繁衍是通过异性生育实现的,婚姻一直以来通过协调人身、财产等各种法律关系,承担着保障稳定的异性间生育的重要功能。
  
  近二十年来,一些国家在同性婚姻立法方面已经进行了尝试。1988年12月,丹麦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人民党共同发起了一项关于建立同性伴侣注册的议案,同年6月,议会以71比47票通过该法案,1989年10月1日起生效,使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国家;2001年10月,芬兰国会通过法案,允许同性恋者以伴侣身份登记;德国、法国、瑞士、英国等国和美国的佛蒙特州与康涅狄格州亦通过立法,承认同性的民事伴侣关系。
  
  2001年4月1日生效的《荷兰民法典》第三十条第1款规定:“婚姻是异性或同性的两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这表明同性婚姻已获得法律认同;2003年1月30日,比利时亦通过立法,承认同性婚姻,但不允许同性伴侣收养子女;2005年6月30日,西班牙国会以187票比147票,通过了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的民法修正案,该法案允许同性恋夫妇领养孩子和相互继承对方遗产;2005年7月19日,加拿大上议院最终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次日,该法获得了英国皇室认可,加拿大成为第四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另外,美国的马萨诸塞州亦立法承认同性婚姻。
  
  无论是承认同性的民事伴侣关系,还是承认同性婚姻,其区别仅属于立法技术和用词上的差异,归根结底,都是从法律上对同性恋者的相关民事权利给予了认可。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全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对同性婚姻已经立法或有立法倾向的只占极小的比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民事习惯等,具有一定的类同性。即使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对的声音依然响亮。
  
  我国立法之展望
  
  在我国,是否也能通过立法赋予同性恋者结婚的权力呢?我国的一些社会学者早在2001年婚姻法修改时,就提出应当将“婚姻主体”不再限于异性之间,同性间亦可成立婚姻关系,但最终并未被采纳。
  
  就本文前述的案例,有人认为,若允许同性之间结婚,则这一惨剧原可避免,因此呼吁我国尽早建立同性婚姻关系登记制度;同时,还呼吁对同性恋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特别是对女同性恋者,因为女性本身就相对处于弱势,女性同性恋受歧视的程度也超过男性。持上述主张的人认为,我国关于同性恋、同性婚姻家庭、同性性侵犯行为的法律规范尚处于空白,如果不立法承认同性婚姻关系,则调整其中的刑事或民事行为只能是空谈,面对同性恋者已涉及千百万人的复杂社会问题,需要以严肃、科学的态度理性对待,合理疏导,避免导致过激行为。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支持对同性恋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但不赞同尽早建立同性婚姻关系登记制度。笔者认为,同性婚姻立法对我国而言,比较超前,从立法环境等方面看,还不成熟,专门的同性婚姻立法未必是维护同性恋者权利的最佳和唯一途径,在现有法律制度下,可以实现同性恋者的权利保护。
  
  目前,我国公众对同性恋现象已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但还谈不上广泛接受,公众对同性婚姻的必要性仍持怀疑态度。从这点看,仍不具备立法基础。与其制定一部有较大争议的“同性婚姻法”,倒不如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为同性恋者争取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切实为维护同性恋者的权利做一些实在的事情。对于共同财产和遗产的处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财产共有制度和遗赠制度,完全可以确保同性恋者的财产权利。就“王兰英案”而言,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离婚等民事方式,解除现有婚姻,进而追求自己的“幸福”。
  
  若连现有法律都未认真适用,制定新的立法又有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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