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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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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简说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免役法与农田水利法  

2008-11-05 09:03:15|  分类: 军事史苑E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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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税收制度中,百姓除了要负担正常的钱粮赋税以外还必须承担劳力赋税,即为国家做义务劳动,称差役法。力役种类繁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对于力役的弊端从仁宗起就已经为有识之士所批评,从韩琦到苏轼,甚至包括后来极力反对新法的司马光都曾就改革力役提出过建议。经过了自仁宗起三朝以来的局部改革,完成了免役法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具体的做法就是以钱代役。百姓向政府上缴钱财,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服役。这种办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这项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免役法同样包涵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农户因为无须再受烦杂的差役骚扰,可以安心专注于农耕,利于农业生产;其次国家雇人服役以后其实收的免役钱还有盈余,可充实国库;再次雇无田地耕种的闲散人员以及灾民服役,可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对社会稳定也有好处。另外按产业高低,户等高下出钱代役,原来不充役的城市商贾和乡村的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和享有特权的官户、寺院户,按同等人户的“免役钱”之半,输“助役钱。”打破了官户、寺院户的特权,这也就是我们教科书上常说的触犯阶级利益的直接依据。最重要的是,免役法的实施,使得劳动力开始商品化,农民可以不再与土地捆绑在一起,换成教科书上的说法即是: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并且有人身自由的劳动力开始出现。我们知道这个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虽然安石的本意也许并不是要引发生产关系的社会变革,但免役法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极具进步性。

农田水利法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是兴修水利,开发农田之类的公益性项目。重点在于建设这些项目的劳动力,现在的说法就是民工,这大批的民工主要是来自于灾民。说到这里,在政府里面搞发展的朋友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吧。没错,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以工代赈”。这样的做法改变了以为一味发放赈灾物资的救助方式,把灾民转变为民工,既能解决赈灾问题,又能使国家公益事业得到开发,同时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个举措与解除土地束缚的免役法相结合对改变国家低迷的经济状态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事实上我们回顾一下二次世界大战前,罗斯福也正是用类似的方式扭转美国的经济局面。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再次显示出迷人的力量。

免役法的实施过程并不能说无懈可击。在征收免役助役钱”时,还需加收十分之二的免役宽剩钱,以备荒年之用。免役法固然打破了官户、寺院户的特权,但原来由于贫困而免于充役的下等户和客户却严重增加了负担。开始说是以备荒年,实际上年年征收,与常赋无异,规定标准为百分之二十,执行中普遍扩大到百分之四五十,而且免役收入也没有专款专用。下户虽然所需缴纳的款项相对少,但人口基数很大,因此在整个免役款项中仍然占绝对比例。到了变法后期,国家通过免役所得款项甚至超过了原先创收中比例最大的青苗法所得。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弊端,使得原先要求改革差役法的大臣们到后期都群起反对免役法(绝不是教科书上说的自身利益受损)。实际上这些弊端都是可以通过政策微调避免的。苏轼虽然反对变法中的大部分法令却极力赞成免役法,曾就免役法中的弊端向安石提过整改意见,但是安石执意不接受来自反对派的任何意见。也难怪后来司马光评价王安石时冒出“介甫(王安石的字)无他,但执拗耳!”

尽管如此,纵观这个熙宁变法的前后,免役法和青苗法仍不失为较有成效的两项改革。免役法也是安石最为得意的一笔。然而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在司马光的固执下,免役法还是废除了。消息传到江宁,已经罢官的王安石大为失望,一个月后忧郁病死。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曾力劝司马光不要尽废免役法,未果。于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绝代双骄便留下了“执拗两相公”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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