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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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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田:军中法律人  

2008-04-06 18:19:27|  分类: 人物春秋A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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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田:军中法律人 - u.s.navy - u.s.navy的网易博客

张建田:军中法律人 - u.s.navy - u.s.navy的网易博客人物简介:张建田,江苏省盱眙人。1956年生于福建大田。1976年应征入伍,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为中央军委法制局正师职法制员,大校军衔。1999年被北京市法学会评为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从《拯救大兵瑞恩》的惨重代价,他告诉你“苏利文法案”的来龙去脉;从“库尔斯克”的不幸遇难,他告诉你俄军规章制度的缺陷和教训;从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举行,他告诉你军事人员涉外法律;从“三军仪仗队”、“阅兵两姐妹”被侵权案的发生,他告诉你军人不能从事商业广告活动的规定;从“天下第一刀”专利案的纷争,他告诉你普通专利与国防专利的区别……

在北京美丽的初秋时节,记者采访军事法律专家张建田。

“我与军法研究这个事业可以说是‘前缘注定’,从事军法研究是我一辈子也不后悔的事情。”他说。丰富的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在繁杂的军事实务工作之余收获颇丰。

人生旅途上的几个“第一”

作为西南政法大学78级学员,张建田的同班同学中有贺卫方、阮齐林等享誉当今法学界的人物,而他自己,则作为共和国军法研究的开拓者而列居《当代中国法学名家》大辞典中的“西政”系列的32名法学家之一。

说起与军法的关系,这个用语严谨的军人用“血脉相承”这个词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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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张建田出生于福建大田,曾经南征北战后又出任地方法院院长的父亲给了儿子极大的影响。父亲在公审会上宣读判决书的神圣场景让幼小的张建田知晓了什么是公平和正义;“文革”期间,昔日身为“法官”的父亲被斥为“走资派”受到造反派的任意摧残和凌辱,刚上小学三年级的他,目睹了“法”被蹂躏的动荡,在父亲的教诲下,从另一个角度领悟了什么是“法”的尊严。这种早年的心灵震撼,影响了他以后人生的诸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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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发生在中国的诸多事件,使这一年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不断被提及、不断被阐释的一年。而这一年,在张建田人生旅途中,也是一个注定要不断被提及而且被多次感怀的年份。这年年底,高中毕业后踏踏实实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他,终于穿上军装,成为东南沿海绿色军营中的一名军人。梦想成真,带来的从来不仅仅是喜悦,相伴的还有责任和更高的理想。为了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他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父亲的影响,使他对法律有着天然的追求和向往。 1978年,全国高校首次实行统一招生。这一年,身处福建军营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成了“文革”后我国首批法律系大学生。西政四年,他完成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

78级的大学生,几乎都经历了诸多人生的磨难坎坷,他们特别懂得珍惜每一个机遇。来自军营的张建田,自觉地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军事与法律之间的结合部,关注着中国军事法学理论的创立。他专注于阅读与军事、法律理论有关的书刊资料,并收集整理了大量军法研究材料,大学期间,先后发表军法方面的论文、文章20多篇,其学术成果多次受到军队总部有关部门的来信鼓励。

1985年金秋时节,已是我军军事法院“军法官”的张建田写成了我国第一部军事刑法专著——《军人违反职责罪》,引起刑法学界的重视。1988年,他又写成我国第一部军事法学专著——《中国军事法学》,填补了我国军事法没有理论专著的空白,对此,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曾表示“感到莫大的欣慰”!此间,张建田还写成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阐述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学术专著——《邓小平法制思想研究》,此书荣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

张建田:军中法律人 - u.s.navy - u.s.navy的网易博客建言设立军队立法机构

“1985年,第一次全国普法活动的开展,意味着军队加强法制建设势在必行。”张建田回忆起往事,颇显激动,“我想,将法制付诸建设实践,尤其是立法和审查法规等工作,在地方上,有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国务院有法制局负责行政立法工作,而军队却没有相应的法制机构。当时大量的军队立法和法规一类的工作都转到军事法院,而这些事情,不是法院可以兼任的。我在1985年10月给《解放军报(内参)》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央军委成立法制工作机构。”第一次内参,受到有关部门关注,但也仅仅是关注。1987年12月,他再一次撰文呼吁军委成立专门法制机构。1988年,中央军委根据他参与论证的有关材料,决定成立军委法制局。同年“八一”过后,他随同图们将军(原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一道从军事法院调到军委法制局工作。

在军委法制局,他的主要工作是审查军事法规、制定军事法律,他曾先后参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军品出口管理条例》等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并先后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规汇编》、《军人法律知识读本》等书的审定和编写工作。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在了军法理论研究上。

“我亲历了中国军事法学从无到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的军事法学研究事业具有十分美好的前程。”这句话怎么听都像是一句套话。可是,在张建田这里,套话有着实实在在的内涵。“庆祝母校50周年华诞的时候,西南政法大学学子学术文库出版了我的《中国军事法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书,恰如书名,这本书全面梳理了军法研究的历史,也前瞻了军法研究的未来。”

“记得1999年全国评选杰出的中青年法学家时,我作为部队的惟一获得提名的人选,当时的自我感觉良好。当中国法学会将评选人员的学术成果摆在所有评委面前时,我感到落选是必定无疑的。何谓‘杰出 ’,即才能或成就特别出色者,一比较,我和他们的差距就出来了。”

“近十多年来,尽管我国的军法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中存在的基础薄弱、后劲不足、研究层次不高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不少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如一国两制的军事立法、司法问题,国际军事法与国内军事法的冲突问题,国内法与军事法的矛盾及解决等”。他特别举例说,曾盛行一时的军队经商本身就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依据,并认为很有必要从军事法学的角度探讨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次听到身在军营的人,说起这个我们一向难以触及的话题,感到收获颇多。

乐意充当军营说法者

作为军中法律人,张建田遇事极其尊重法律和事实。1994年初,张建田到西北某部代职。一次,他从部队领导那里得知这样一件事:1992年5月,某电影制片厂《新龙门客栈》摄制组因拍摄需要与部队签署租赁帐篷合同书。根据合同书约定,摄制组应当于当年6月9日交还帐篷,并一次性付清租金3120元。但事后摄制组将帐篷交还部队时,租金却一分未付。部队领导多次写信给该电影制片厂,但对方却以“剧组已经解散”为由拒绝支付租金。部队党委在研究处理此事时,形成了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部队是“全国双拥工作先进单位”,不值得为几千元钱影响军民关系,砸了“双拥”牌子。“我与其他同志则提出虽然租金数额不大,但若不能如数索回,不仅会使部队物资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也影响该制片厂的信誉和军地双方签约人的名誉,引起军地双方不必要的误解和猜疑。”在部队团党委的支持下,张建田坚持依法办事,最终依法索回了租金。

他将此事写成《〈龙门客栈〉还债记》一文发在《法制日报》,在部队引起较大反响。许多官兵看到报纸后都深有感触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军民关系也要讲法制。”当初代表部队签署租赁合同书的部队领导更是激动不已,握着他的手说:“你的报道太及时了,为我澄清了是非。”

采访张建田的时候,记者正好拿到他新近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新书《军人说法》,封面上的“涉军案例,法治评说”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这部书的内容。“随着依法治国、依法治军的日益深入,军队的涉法案件越来越多。而对于案例的剖析,不仅是专家学者理解和掌握法的精髓的重要途径,更是向社会传播法律知识,为人们排忧解难的良好形式。”张建田在前言中如此写到。记者翻阅这本书,其中对130个涉军案例的评说,使人获益不少,这是一本雅俗共赏的书,不仅是写给军人看的,也是写给普通群众看的。

张建田一度是《法制日报》的特约记者,并在《检察日报》开设 “军营说法”专栏。许多读者赞誉他“总是能从现实与军法理论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吸引了不少像我这样不是军人的读者”。而张建田则说:“我这一辈子的主要精力都献给了军队的法制建设,只要是军内外读者需要,只要我做的事情对维护部队和军人合法权益有益处,我都愿意尽心尽力去做。我乐意充当好这个军营说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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