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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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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们的人民空军:一名老飞行员对空军初创时期的回忆  

2009-10-14 14:59:18|  分类: 军事史苑F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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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们的人民空军:一名老飞行员对空军初创时期的回忆 - u.s.navy - u.s.navy的网易博客

我是山西大同人,早年间家境还凑合,所以上了几年学,在当时算个知识分子,这也是我能当上空军的最大优势所在。

太原战役以后,华北完全解放。我们驻在秦皇岛附近一个叫木易寨的地方。有人讲:这个地方曾经是杨四郎驻军的地方,金沙滩一仗之后,杨四郎不是化名木易留在大辽国当了附马吗?从各种情况分析,这个传说还是有点道理。

当时我在3营当书记员,负责收发文件开会记录等工作,有空闲的时间,就去连队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一天我和战士们正在北宁线旁的田里劳动,一列客车呼啸而过,我羡慕地说:“啥时咱们也坐一回这车啊。”可没想到几天后我真的坐上了客车——被推选上空军了,坐车到长春航校学习。

开始我们这36个人(从各野战军来的都有),是分射击员、通讯员和领航员开始训练的。可没几天,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线急需飞行员,于是就全部改学飞行了,这样就到了哈尔滨第一航校学习驾驶。我们是一航校一期2班,当时学校有许多苏联教官,他们不穿军装只着便衣。一航校的首任校长是刘善本,我们当时校长是吴凯。

当时的学习是速成性质的,半年的功课俩月就得完,很紧张。我们飞的初级教练机是苏制雅克18。教官对我们讲:“你们很幸运,一开飞就用这样的好飞机,以前苏军飞行员都是用波一2当初教机,那种飞机连座舱盖都没有,也没有无线电通讯,靠地面用旗语指挥。”我们当时的机场是哈尔滨双榆树机场,是恶魔部队731细菌部队的专用机场(后来我们又扩建了)。

1950年9月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清晨,我在苏联教官马祖罗夫的指导下,第一次驾机飞上蓝天,四十分钟飞完了,教官一拍我的肩膀说了声“哈拉少”(俄语“好”的意思)。

以后我们又去位于山东济南的5航校飞完了雅克-11高教机,1951年2月1日正式毕业,我得到了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盖章的奖状。我们被分配到刚组建的空12师,驻在上海大场机场。当时,苏联援华空军的米格15两个团也在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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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飞米格-9,那种飞机比雅克-11先进,但比米格-15就差多了。座舱不能密封,留空时间只有20多分钟,而且起动非常困难,在苏军中只服役了很短时间就卖给我们了。后来我们也飞米格15了,在这期间还出了大事。我们汪师长在单飞时,落地时没掌握好,结果牺牲了,我们都很伤心。师长出事后的第三天,我们结束了很短的由苏联教官带飞的阶段,开始放单飞。因为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一年多了,我们陆军在几乎没有飞机掩护的情况下,和老美拼了十个月,前线太需要空军支援了。

我们组我第一个放单飞。那时没有指挥塔,苏军专家就在卡车上指挥,而且还要有翻译,指挥讲一句,翻译就翻一句。米格15比米格一9好飞多了,我连着平安飞了3天。可第四天落地时,飞机又发生了汪师长出事那天的情况,机轮一落地,就跳了起来,指挥员连续发出命令让我稳住操纵杆,可飞机还是越跳越高,最后飞机跳出跑道,撞断了前起落架,才算停了下来。从飞机上下来,我难为情极了,红着脸说:“真没用,丢人之极。”副团长王华清安慰了我一句,“人安全就好,不要难过了”。孙念金拉着我的衣袖偷着说:“万幸啊!我们以为你完了呢!”

当时由于知识太少,初次掌握喷气式飞机这样的“高科技”武器,不仅出问题,而且还闹了不少笑话。直到现在,我还记着那次上海天空的“二龙”。

那次我和孙念金在上海青浦上空飞8000米双机编队,我是长机。飞机在盘旋中升高到9000米,忽然我的飞机开始拉烟了。其实这在高空飞行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但当时我是第一次碰到,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大孙在我后头,他马上问我,是不是发动机出了毛病?赶紧检查

不是作战,但某种意义上讲比打仗还难,要百分之百地准确,万无一失,不能出一点差错。

受阅飞行编队最难之处在于前3机与后3机距离的保持,时速600千米,3秒半1个机组,20个机组要排成1条直线,跟在10队(30架)轰炸机的后面,间隔也是三秒半,左右僚机都是10x10米的间隔。而且各型飞机不在一个机场起飞,轰炸机从南苑机场。战斗机从杨村机场,在通县机场上空会合。这在图上作很容易,真上了天,确实太难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拿出战争时期那样一种拼命精神,苦练巧练,终于成功了,我是第7机组的长机,左僚机是航校的老同学薄艺师,右僚机是王函怀。“十一”那天天气很好,受阅时,刘亚楼司令员不停地用手指向天空与主席交谈,“这是12师的飞机,刚从朝鲜回来不久,是个很有战斗力的师。”主席说:“战争锻炼了战斗力。”

受阅完成落地之后,14师负责我们的空勤灶,那天的主菜是每人一条半斤多的糖醋鲫鱼,这样大的鲫鱼是很少见的。我喝了几瓶青岛啤酒,回到宿舍,下午连着晚上,睡了个痛快,太困了。

阅兵完成之后,我们12师进驻杭州笕桥机场。这个机场民国时期就有,著名的抗日英雄高志航指挥的“八一四”空战就发生在这里,建国以后,我军又对这个机场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在当时东南沿海机场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笕桥机场就成了我们对台空战的最前哨。12师的进驻,让台湾方面惊呼:“共军一支强有力的空军师进驻杭州,不可等闲视之。”

当时我们也是针锋相对,战备任务很紧。1954年2月,我和鲁珉、刘连树、张清杨去上海参加复杂气象培训班,训练内容主要以暗舱仪表飞行为主。在这之前,我军在沈阳也搞过训练,但出了问题,3师罗沧海在穿云下降时撞山牺牲。这次上海训练非常紧张,我们两个月没休息一天,圆满完成任务后回到笕桥,由学员变成了教员,带出了合格的学生。

这一年国庆节,是建国五周年,按当时的要求是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所以比较隆重。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参加过庆典之后,要来杭州游览一番。我们奉命进入一等战备。我看见他们专机落地后乘车而去,刚进入三等战备,水还没喝一口,又驾机升空,情报讲有敌机骚扰,但升空以后并没发现敌机。

为了解放一江山岛,我们奉命进入刚建成的宁波机场。落地时。施工人员就围了上来问:“你们的飞机前头怎么没有轮子(螺旋桨)?”没容我们回答,他们中间的一位老兄就说开了:“你们真糊涂!现在是春天,还挺凉的,等天热了,人家自然就安上‘轮子’了。”我们几个人听了,笑得肚子都疼了,我们是秘密进入宁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攻占一江山岛的陆军提供制空权。1955年1月18日,攻占一江山岛的战-斗打响。空军先是出动图-2轰炸机,掩护的是拉-9螺旋桨战斗机,轰炸一结束,11师的伊尔10强击机低空进入扫射敌人碉堡,我们36团的12架米格15“比斯”由鲁珉带领在6000米高空实行警戒。但蒋机一直没敢来,我们也就带着副油箱着陆了。

“全天候”是指白天云雨和夜航夜间云雨,也叫四种气象。1954年,全空军的几个主力师的绝大部分飞行员都达不到这个飞行标准,驾驶米格-15“比斯”夜航作战的只有4师的侯书军一人。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当时的国土防空任务,因为国民党飞机经常在夜间入侵大陆骚扰。为了尽快培养全天候飞行员,经空间报请军委批准,由当时驻旅顺的苏联空军为我们培养全天候飞行员。当然,培训的费用也是很高的。

1954年11月份,12师派出了我、刘连树、张清扬等六人去大连向苏军学习全天候飞行。我们不驾飞机,只带自己的行装具和衣物。12师的老政委李明刚在那里负责接洽,他配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手下有几个参谋办事员。我们住的宿舍条件很差,宽不到1米、长约2米的硬木板床,褥子是用粗军毯包的干革垫子,一个白布枕头,里面也是干草,一件军毯和粗昵军大衣就是被子了。苏军的空勤灶也很差,听说食品原料还都是从其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运来的,由基地的厨师烹制。几乎顿顿黑面包,只有少量的白面包,没有新鲜水果,每人一听杏泥罐头,黄油也不新鲜,再就是土豆和洋白菜,比我们的空勤灶差多了。我们经常吃不饱,有时只好等别的苏军吃完走了,再向他们餐厅服务员偷着要点酸黄瓜、腌青西红柿,对付着下饭。

其它师也有去大连培训的,加上其他人员一共有80多人,共分为两部分,分别到复州机场和普兰店机场向驻在那里的苏军学习。我、刘连树、郑友奎和王函怀四人一组,教官是比克瑟绍夫大尉,人很不错,正直勇敢、严肃认真。

苏军的飞行团人数比我们的少得多,但效率却很高,全团就一个党支部,书记是一名志愿兵,平时很少有党的活动,部队实行一长制。当时我们觉得很不理解:“难道他们不是党指挥枪吗?”

第一阶段飞行训练是昼间复杂气象飞行,因为我在上海已经学习过,所以很快熟悉过关了,并得到教官的表扬。苏军团长伊万诺夫还让我到其它大队介绍经验,我觉得这不仅是自己的光荣,更是中国军人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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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航飞行是全天候飞行中最难的,因为在夜晚飞行,人会产生错觉,不相信仪表的正确,执意按自己的错觉飞行,结果产生严重后果。后来14师1大队副大队长杨青飞夜航训练时,在普兰店南二十千米处坠毁,最后的事故结论就是“产生错觉,没有按仪表飞行”。我也参加了他的葬礼,按照苏军的规定,杨青的教官,一位三十多岁的上尉彼德涅夫,手捧着杨青的遗像,低着头走在队伍的最前头,以表示他没有教好而赎罪的意思。

有一次我驾驶“比斯”飞越梁家店机场上空时,也产生了错觉,老觉得自己是头朝下,在倒着飞,而仪表显示一切正常。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按仪表指示操纵飞机,并在短时间闭上眼睛,摇晃头,以便纠正错觉,心里不时告诫自己:“放松,别害怕,马上就过去了。”过了一小会儿,错觉消失了,我终于驾机一、安全地返回机场。

(作者:林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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